在《长征史诗》中，有一个深刻的场景。在经过湘江之战的惨烈洗礼后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，博古情绪崩溃，嘴里不断反复低语：“这下该如何向王明同志交代。”这一句简短的台词，清晰地揭示了责任的复杂关系。许多人在提及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及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时，往往迅速将责任归咎于博古或李德身上，但我们真的可以将所有的过失都归结于他们吗？实际上，真正应该对此次失败负责的人，是从未亲历战场、未涉足苏区的王明。

首先，我们需要理清责任链条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某个人在战场上的指挥失误，而是一条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，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莫斯科。王明当时身处苏联，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，逐步将这些行之无效的方针强加于中国的革命进程。王明的问题在于，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。他从未在苏区待过一天，不知道山地游击战的特性，更不明白如何根据地形和敌我力量实施有效的反“围剿”。他脑海里仅存的是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，却毫无保留地将这些经验生搬硬套于红军之上，毫无针对性可言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王明从未真正进行过反省。在长征期间，他并未参与，回国后在延安的检讨也显得极其消极和勉强。他始终未能真正明白这条路线的错误，这正是他与其他两位领导人之间根本的区别。他是失误的源头，却始终不愿为之承担任何责任。 球友直播官网

至于李德，这位德国军事顾问则被严重高估。他在苏联时不过是骑兵师的参谋长，实战经验寥寥，不足以称为军事家。他恰好被派到中国，并与博古这一盲目崇拜共产国际权威、乐于全盘接受指令的人搭档，因而走上了一个超出他能力的指挥岗位。李德对中国的不了解使他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让红军以简陋的装备与敌军 正面作战，执行传统欧洲战法的“短促突击”，如广昌战役中红军在开阔地与敌军的坦克和火炮对抗，导致五千多名战士陨身，约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。这种愚蠢的战法几乎让红军失去了生存的根基。尽管遵义会议后李德的指挥权被撤销，但他始终心存不满，仍然随大流完成了长征。

在三人中，博古的经历尤为耐人寻味。博古本名秦邦宪，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，具备流利的俄语、理论知识，并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。二十多岁时，便迅速跻身领导层，然而他却未能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、地形、敌我力量，便站在了权力的核心之上。博古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的人品，而在于他盲目的崇信。他将共产国际的指示视作绝对的真理，认为只需照搬执行即可万事大吉。在湘江战役前，他与李德、周恩来组成了所谓的“三人团”，他执意通过敌人早已设好的第四道封锁线，企图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最终导致了惨烈的人员损失。红军出发时人数为8.6万，经过湘江战役后却仅剩下3万多。面对战场上倒下的同袍，博古深感内疚，自责地掏出手枪对准自己，喃喃自语感叹，对不起这些牺牲的战士。然而，这时的他只意识到“指挥不力”，却从未真正认清“路线错误”的本质。他还在为无法改变战局的客观条件以及敌我力量悬殊而寻找借口。

在遵义会议上，这些矛盾彻底显露。博古在总结报告中，将失败归结于敌军过于强大及外部条件恶劣，回避讨论路线本身的错误。因此，会议决定调整领导结构，取消了“三人团”，博古被剥夺了指挥权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博古没有表现出对批评的反感，而是始终坚持原则，继续服从大局。在陕北之后，他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完成了从教条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转变，成为三个领导人中唯一自愿做出深刻反思、承担个体责任的人。 球友直播官网

综合来看，王明、博古与李德之间的责任层级十分明确。王明作为路线的制定者，承担着根本责任；博古则是执行这一路线的落实者；而李德则是末端执行的指挥者。批评李德，实际上是在攻击那个因能力不匹配而被错误提拔的外国顾问；指责博古，则是对一个盲目信任外部权威的年轻领导者的控诉。然而，真正的根源在于王明所提出那条脱离实际的教条路线。如果不追溯到问题的根源，只止步于那些站在前台的人，我们永远无法洞悉失败的真正原因。

在欣赏《伟大的长征》时，不要仅仅将目光锁定在湘江边那个崩溃的博古，也不要仅仅指责那位在地图前划定战略的李德。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，是在莫斯科办公室中，隔着千山万水遥控着红军的王明。理解这一点，才算真正揭示了这场失败的本质。